耶鲁经济学教授眼中的“育儿战”赢博体育
赢博体育app正值暑假，但对孩子们来说，暑假早已远离本意而成为家长们比拼的另一个战场：各种培训班、家庭作业、所谓的能力提升……
是什么导致了自己曾有过轻松暑假的父母，如今纷纷剥夺孩子的暑假？这种在全世界蔓延的育儿焦虑，其根源是什么？《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作者之一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接受读书周刊专访时，为我们剖析了“育儿战”背后的经济逻辑。
读书周刊：人们往往认为，在育儿问题上，西方父母更“佛系”，东方父母更“鸡血”，你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种看法吗？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不完全认同。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固然重要，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小。
事实上，收入不平等比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确切地说，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其一是孩子未来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其二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如果社会不平等程度很高，且出身阶层完全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那么，父母敦促孩子努力学习、成为优秀学生的行为是徒劳的；而当不平等程度很高但高学历以及名校生能够比其他人获得更多成功时，父母完全有理由去鞭策孩子学习。
因此，在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不同认知对应不同的教养方式。我们在书里划分了三种教养方式：
一是专断型教养方式。顾名思义，专断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试图用一系列行为准则塑造、控制并评估孩子的行为和态度。
一是放任型教养方式。放任型教养方式恰好是专断型教养方式的对立面，放任型父母遵循一种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
最后一种是权威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采取了折中手段。像专断型父母一样，权威型父母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通过命令和约束，而是通过说理和努力塑造孩子的价值观来达到目标。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与高不平等程度相对应，更低比例的家长选择放任型教养方式。许多瑞典父母是放任型的，而不平等程度在瑞典也很低；只有少数美国父母是放任型的，而不平等程度在美国很高。在高不平等程度国家，更多家长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这一教养方式在北欧不受欢迎，在荷兰、瑞士或德国也没有被广泛采用，但在美国、土耳其、法国和西班牙则很普遍。
专断型父母最有可能出现在高不平等程度国家，但选择专断型教养方式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非不平等程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书中对此有分析。
我们可以从不同版本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获得数据支撑这一观点，也可以考虑一国之内的跨时间变化来佐证这一观点。
读书周刊：最近，虎妈蔡美儿因为女儿实习问题而重归公众视野，像虎妈这样的家长在美国多吗？很多人把她的教养方式归因于她的华裔身份，你怎么看？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蔡美儿把自己的育儿经写成书，取名《虎妈战歌》，因而使“虎妈”成为一个被讨论的词，但其实，虎妈类型的家长在美国早已有之，我们称之为“直升机家长”，对应的“直升机育儿”指的是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这种密集型教养方式，不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参加的活动，甚至交友与恋爱。
在我小时候，孩子们常常结伴出去玩，只要能在晚饭前回家，父母就不会管我们，但在过去30年里，“直升机育儿”在美国出现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像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地区，很多父母几乎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焦虑。因为上一个顶尖的幼儿园，意味着之后上一个顶尖小学的概率更高，而这又相当于打开了顶尖中学的大门，并最终可以进入顶尖大学。为了能上顶尖幼儿园，父母和孩子都要被面试，是一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过程。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了，父母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子女会落后于他人。当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层的父母开始努力参与并干涉孩子的学习，以保证他们能有优秀的成绩。高度不平等、高教育回报率以及学业成就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现在的父母和自己父母辈不同，会采取密集的教养方式。
“推娃”也好，“佛系”养娃也罢，其实都是家长对现实环境做出的反应。父母们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么教育孩子，但是他们下意识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2005年，荷兰的母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比1975年多4个小时，荷兰的父亲多花了3个小时。这意味着与1975年的孩子相比，2005年的孩子平均每天与父母互动的时间增加了1个小时。在美国，育儿时间的增加还要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母亲和父亲每周与子女一起度过的时间大约增加了6小时，这相当于每天增加了1小时45分钟的亲子互动。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仅有较短的时间跨度的数据，但在所有情况下赢博体育，都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育儿时间的增加趋势。
读书周刊：数量增加了，但质量呢？好像有很多家长“陪”孩子时一直盯着自己的手机。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仅仅是和孩子一起看电视，与真正投入孩子的活动中是不同的，但这个维度很难量化，总体而言，如今的父母比几十年前的父母受教育程度高，也拥有更便宜、更有效的工具去与孩子互动。事实上，开发益智玩具、网站、应用程序和电子设备的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教学工具旨在“刺激”孩子并帮助他们发展，但技术也容易被误用，效果很难评估。
不过，有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在美国和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多。1975年在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每周在育儿上多花1小时；父亲受教育程度不同带来的育儿时间差距是半小时。在21世纪的前10年，教育带来的父亲和母亲的育儿时间差距均达到了约两个半小时。同一时期美国的变化更大：在20世纪70年代，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父母大约花相同的时间照顾孩子，而今天，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超过了3小时。另外，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一起抚育孩子。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带来的不仅是育儿时间上的差距。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发现自己很难说服孩子听从他们的建议，因而不得不选择更专断的教养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则能更积极补充他们对于“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比如，他们会帮助孩子完成微积分和拉丁文的家庭作业，这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些科目的父母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如果我们不去做什么、改变什么，恐怕事情只能是这样的。
代际受教育水平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无论教养方式如何，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的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更高。尽管如此，教养方式对于受教育程度相同的父母来说依然很重要。教养方式对于向上流动性尤为重要，所谓的向上流动性，即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最终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如果父母是不参与型的，孩子相对于父母的教育提升一个阶梯的概率最低。如果父母双方都受过很少的教育，那么使用权威型教养方式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最高，相对于不参与型教养方式，成功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不过，有趣的是，与权威型教养方式相比，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在放任型教养方式下表现得与权威型一样好（甚至更好）。这一现象表明，受过教育的父母的榜样作用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软实力可以减少对严格育儿的需求。
如果向上流动性被定义为孩子移动到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可能性，即获得研究生以上学历，那么教养方式对向上流动的影响更要大得多。在父母双方最多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家庭中，从不参与型改变为专断型教养方式可以让孩子获得研究生学位的可能性提高近3倍。在父母一方接受了高中以上教育的家庭中，从不参与型到权威型的转变将这一可能性提高近5倍。但即使使用了权威型教养方式，这样的家庭的孩子获得更高学位的概率也只有10%左右。不过，密集型育儿几乎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让孩子接受最高层次教育的必要条件。
就其自身而言，密集型教养方式和向上的社会流动性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并不能证明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成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特别是，子女的成功可能主要取决于其他因素，如父母的收入或财富，这可能恰好也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虽然我们的数据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它表明这种相关性对于控制了各种因素，如种族和民族、父母的教育、家庭净资产和家庭收入的多元回归分析是稳健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以两个收入相同的家庭为例，一个选择密集型教养方式，一个选择非密集型教养方式，前一个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在社会阶梯上向上爬。
读书周刊：育儿差距增加了来自弱势背景的孩子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可能成为社会流动性的一个障碍，如何才能促进教育公平？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有个“跑赢熊”的故事。两个人遇到了熊，其中一个赶紧系好自己的鞋带。另一个说：“你在干什么？你不可能跑赢一只熊！”系鞋带的人回答：“我不需要跑赢熊，我只要跑赢你！”当下的育儿环境就像军备竞赛一样，让所有人高度紧张、陷入混乱，还出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关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比如顶尖名校中来自富裕家庭孩子的比例越来越高，贫穷家庭的孩子的比例越来越低。
教育是社会公平的体现，是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若制订了对的政策，上述趋势是可以抵消乃至扭转的。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有关税收、再分配和教育领域的政策讨论中，我们都应该关注这些政策对育儿的影响。尽管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家长教养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政府政策也能起到重要作用。孩子无法选择出生在哪个家庭或社会阶级，当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为孩子提供机会的能力差距增大，此时需要政府干预来创造公平的竞赛环境。
如果存在人为设置的障碍，使得机会只为少数孩子所用，教养方式也会出现负外部性。如果社会上大多数有利可图且有影响力的职位，入行门槛是少数几个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而要获得这些大学的录取则必须通过考试选拔，那么家长有激励敦促孩子努力学习以通过考试，如此他们才可以击败竞争者。然而，无论家长多么努力敦促，孩子多么努力学习，提供的名额数量不会上升。即使通过所有考验从个人角度来说非常有意义，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努力的浪费。在这种情境下，政策干预是合理的，例如增加提供高质量教育的机构数量，并让这些机构的录取更容易。
提供高质量日托、亲子假、早期幼儿干预等政策也会产生重要作用，可以减弱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孩子未来的影响。研究表明，侧重于弱势儿童的早期幼儿干预可以改善其未来表现，提高健康水平，减少犯罪，并有效地提高其收入。
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通过所传授的知识和所传递的价值观，教育者对孩子有直接的影响。公立学校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工具，它的建立也带有各种目标，包括增强社会凝聚力、加强国家稳定。其次，孩子在学校与同龄人交往，这些互动也帮助孩子形成他们的偏好和价值观。同群效应有时候是对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强化和补充，有时候则会抵消。学校系统的组织形式会影响父母的行为，父母会针对学校系统提供的激励而调整教养方式。
学校的教育方法与家庭的教养实践是互补的。如果孩子在反专断的学校环境中长大，那么他们更可能抵抗家中的专断型方式。而当教学成功取决于孩子独立推论和思辨能力时，家长会受到鼓舞在家中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放任型父母会拒绝学校采用专断型方式，施加压力迫使制度改变。
如果一个教育系统高度分层，而且在孩子很小时就能预先确定他们的未来，尤其是经济状态，那么这个教育系统会引发家庭之间的“育儿战争”，所有被卷入的家庭都想要给孩子最好的成功机会。相反地，如果一个教育系统强调机会公平并淡化成年前的竞争，那么家长和孩子会有更多放松的余地。（记者 顾学文）
